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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土地污染侵蚀我国粮食安全修复资金为最大难伞花蔷薇

发布时间:2020-10-19 00:22:15 阅读: 来源:吊椅厂家

土地污染侵蚀我国粮食安全修复资金为最大难

土地在呼救

粮食产量占全国总产五分之一的东北黑土区面积约3523万公顷,一直被誉为“北大仓”。但一个并非人人了解的严峻事实是:支撑粮食高产的黑土层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减少了50%,并在继续变薄,几百年才形成一厘米的黑土层正以每年近一厘米的速度消失。

有关专家表示,照此速度,部分土地的黑土层可能会在几十年后消失殆尽,东北这一中国最大粮仓的产能也将遭受严峻挑战。

“北大仓”黑土层面临风险,全国其他地方的一些土壤同样如此,因为重金属、化工废料、化肥农药、农膜等正在毒害、侵蚀着它们。创深痛剧,土地正在发出急切的呼救之声。

在甘肃省的旱作农业区,几乎所有的耕地都被地膜覆盖。“地膜在促进粮食增产的同时,也造成了污染。在旱作农业区,地膜污染正愈演愈烈。”甘肃省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管理站站长张玉辉说。

在山东寿光的蔬菜大棚里,菜农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亩地需底肥5000公斤,氮、磷、钾肥400公斤,硼、钼、锌、铁等微肥10至15公斤,蔬菜生长期还需追施氮、磷、钾肥400公斤,叶面喷施氮、磷、钾肥和微肥50公斤。

山东省农科院资源与环境研究所研究显示,这一施肥量是蔬菜生长所需量的4至10倍。加之设施蔬菜在密闭的环境下生产,温度高、湿度大,容易滋生病虫害,农药用量也大。化肥农药的过量使用对土壤带来极大伤害,设施菜地已难以长出“有机蔬菜”。

与此同时,重金属污染事件的频发则更为人们所熟知。统计显示,从2009年至今,我国已发生30多起重特大重金属污染事件。

有关调查发现,华南地区部分城市约有一半的耕地遭受镉、砷、汞等有毒重金属和石油类有机物污染;长江三角洲地区部分城市的连片农田受多种重金属污染,致使10%的土壤基本丧失生产力,成为重金属“污染地”。

土壤污染被称作“看不见的污染”,所有污染(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的90%最终都会回归土壤,造成土壤污染。专家指出,许多地区的污染已超过土壤的自净能力,没有外来的治理干预,土壤无法自净,甚至可能出现三种环境报复风险。

一是生态关系失衡,引发生态环境恶化。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在长江三角洲的一项调查发现,由于农药化肥的过量使用,稻田生物多样性被破坏,土壤中的蚯蚓、土鳖及各种有益菌等大量消失,农作物害虫的天敌青蛙的数量大减,自然生态面临危机。

二是土壤质量下降,使农作物减产降质。重金属污染的增加,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造成土壤有机质含量下降,土壤板结,导致农产品产量与品质下降。农业部全国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陈志群认为,由于各种土壤污染,我国粮食每年减产100亿公斤。

三是污染粮食,影响人类生存。农业专家表示,土壤污染的最终后果将是人类“有米不敢吃”。南京农业大学在全国各地市场上进行的调查显示,约有10%的大米存在重金属镉超标。这些镉米长期食用会带来严重后果。

在土壤污染的重压之下,我国相关研究和治理措施开始加速出台。

今年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表示,从2006年到2010年,环保部已会同国土资源部开展了全国土壤污染情况调查和污染防治工作,初步掌握了全国土壤环境质量状况,建立了我国土壤利用类型的土壤样品库和调查数据库。

在这一基础上,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提出,将重点对大中城市周边、重污染工矿企业、饮用水水源地周边等典型污染场地和受污染农田开展治理与修复。一场阻击“污染地”的战役即将打响。不过前路多艰,记者在多地的调查表明,我们需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化工弃地烫手山芋

在苏州古城区南面“寸土寸金”的黄金地带,面积600余亩的苏州化工厂(生产农药)原址地块因土壤遭农药污染,无法开发,已闲置5年卖不掉。

2007年,苏州化工厂因污染严重搬迁至张家港的长江岸边,留下的老厂址土壤中存在大量有机磷、苯、重金属等危险物。

这块地到底有多“毒”?本刊记者日前来到这里一探究竟。这片被围墙包围的土地十分空旷,周围不远处就是宽阔的马路与高楼大厦,车流穿梭,人来人往。这块地的北边,有一个临时垃圾场。

“不能买,更不能盖房子,这块地有毒!”当记者以南京来的房产开发商的名义与垃圾场的工人聊天时,这些工人极力阻止记者买地,“当年生产时周围十里都能闻到药味,大家都知道,盖了房子也卖不掉”。这时,一阵风吹来,记者真的闻到了一股刺鼻的农药味。

负责这块地治理与拍卖的苏州土地储备中心孙浩赣处长告诉记者:“如果不加治理,这块地没人买,政府也不敢卖。”

从位置上看这块地处于黄金地带,正常的话价值可达几十亿元,但目前没有任何使用价值。自2007年以来,苏州市土地储备中心、苏州市环保局等部门就一直在研究治理方案,据测算,需耗资数亿元甚至更多。由于花费巨大且没有可用的具体标准来认定治理结果,该地块一直闲置至今。

类似苏州化工厂这样的案例并不鲜见。随着城市面积的扩大,以前远在郊区的化工企业进入了城区。这些企业搬迁或是停产后,原厂址的土地处置都是问题。过去多年,由于设备陈旧、工业“三废”排放以及生产过程中“跑冒滴漏”等原因,已经有大量有毒有害物质进入了土壤。

近几年,仅江苏关闭的各类化工厂就有3000多家,全国更是数以万计。这些化工厂原址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污染,成为一块块亟待治理的“污染地”。

“相对空气污染和水源污染来说,土壤污染是看不见的,具有隐蔽性,容易被人忽视,但它的危害却是最大的,治理也是最难的。”苏州环境科学研究所所长杨积德说。

为了治理占地450亩的常州农药厂原厂址地块,常州市已投资近2亿元。该市环保局自然生态处处长尹勇说,这个地块6米以上为黏土,把黏土挖出拉到水泥厂进行焚烧,达到1300度以上的高温后,土壤中的有机毒物能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重金属则需加入添加剂将其固化在水泥中,不流动不融出就不会造成污染。

记者调研发现,像常州农药厂地块这样进行严格土壤修复的化工“污染地”并不多。专家表示,这一类型的“污染地”治理还须迈过“三道坎”。

一是法律法规坎。

杨积德说,目前,我国尚未出台《土壤修复法》,缺乏土壤修复技术标准。一块地怎样才算修复好了,这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还是法律问题,否则可能带来二次污染。

“我国还缺乏土壤环境保护与污染控制的专项法律法规。”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土壤污染与控制研究室研究员李发生认为,我国土壤环境保护与污染控制在立法形式上存在分散立法、附属立法、立法层级较低等问题,在立法内容上存在重复立法较多、立法冲突和原则立法过多、可操作性差等问题。

此外,在污染风险评估方面,美国要求如百万人中有一人可能致癌,土地必须修复;荷兰则要求,若10万人中有一人可能致癌就得修复。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土壤修复试验参照的是欧洲和美国的技术标准,与我国实际存在巨大差距。

二是治理成本坎。

污染土壤的修复治理需要全面考虑受污染土壤及地下水的治理,资金需求巨大。目前我国污染土壤调查评估与治理修复工作的资金一般来自政府相关部门和土地开发商,来源有限且没有保障,修复治理工作难以持续开展,这成为很多污染地块再开发的主要障碍。

杨积德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苏州化工厂占地600多亩,按60%的受污染面积进行治理,每亩666平方米,如挖5米深,即3330立方米的土,每立方米1.9吨,每吨土修复需1000元左右,治理大约要20亿元。即使按3米深进行治理,也要超过10亿元。

2011年,南京铁腕关停搬迁了163家“三高两低”企业。这些污染企业原址土壤污染严重,江苏省环保厅要求对这些“毒土壤”全部进行监测。对一些“毒土壤”要挖地3米,用各种化学方法“洗土”,直到各项指标达标才能再利用,不过这一过程漫长且昂贵。

尹勇认为,资金是当前土壤修复的最大难题。

三是监管和技术坎。

目前我国土壤环境监管措施不完善,土壤污染的历史和现状不明,土壤污染物(特别是有机污染物)的种类不清,对污染物的环境行为、危害的科学认识不够。同时,土壤污染监测体系不完善,缺乏污染场地信息管理系统,缺少完整的风险评价和风险管理体系。

专家指出,由于土壤修复在我国时间不长,高校少有土壤修复专业,具有实践经验的人才更是缺乏。在土壤污染治理技术上也不够成熟,现有的土壤污染治理措施代价较高,净化周期长,而且效果不甚理想。大部分技术仍停留在实验室模拟研究阶段,缺乏具体的工程实践经验。

此外,各地土壤修复的主管部门不尽相同,涉及发改委、规划、土地、建设、环保、财政等多个部门,协调起来十分困难。国内有资质的土壤修复企业本就不多,且发放“土壤修复资质”的是建设部门,而做的事主要归环保部门管,体制不顺,影响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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