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健康档案患上造假病

福州商人陈茂武活了30年，今年6月才偶然发现，自己已“被精神病”整整20年。在公安内部信息网，他被注明为“精神分裂症病患者”，属重点监管对象。

福建省福清市卫生工作者协会经过调查，认为南冲村村医陈乃刚涉嫌伪造陈茂武的村民医学档案，骗取国家医疗补助。

两年前，同样在福建，泉州一个26岁的健壮小伙儿，也在偶然间才听说，自己是“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且已得病3年多。同期，在安徽蒙城，乐土镇柳林社区一位村民也惊讶地发现，自己明明身体很好，健康档案体检表上却“被糖尿病”了；而当地一位“身患高血压糖尿病”的83岁老人陆韩氏，却查无此人。

不仅是精神病、糖尿病，还有高血压、心脏病……在全国各地，居民被安上一系列无中生有疾病的报道不时见诸报端。居民健康档案造假，在近年医改过程中一直被诟病。

多地建档率虚高

2014年7月，广东广州某社区医院被曝，其辖区内4万多份健康档案过半系造假。媒体跟进发现，广州个别社区医院的确存在健康档案造假，人手紧张、任务量太大，是导致一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造假档案完成指标的原因。

类似的情况不只在广州发生。多位黑龙江、四川等地的基层医务工作者反映，当地居民健康档案问题也是层出不穷。

2011年年初，安徽怀远的居民健康档案造假事件，还引得卫生部出面通报。

经安徽省卫生厅调查核实，怀远县万福镇卫生院刘圩村、陈安村、刘楼村卫生室乡村医生存在编制虚假居民健康档案行为，万福镇有4.6万居民，共建立健康档案11214份，其中有1680份填写不规范或属于虚假档案。

广州某社区医院医生小卢表示，关于健康档案造假的报道出来之后，卫生局此前制定的90%的建档率降了些。

卢医生所说的建档率，指的是每个基层医疗机构为辖区内居民建立健康档案的数量与总人口数的比例。

2009年3月，国务院印发《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其中提到：从2009年开始，逐步在全国统一建立居民健康档案，并实施规范管理。

同年12月，卫生部提出，由县(市、区)卫生行政部门统一领导下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等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进行这项工作。

根据当时卫生部制定的目标，到2011年，农村达到30%，城市达到50%；到2020年，初步建立起覆盖城乡居民的，符合基层实际的、统一、科学、规范的健康档案建立、使用和管理制度。

从数据上来看，健康档案的建档率要求明确、执行到位。可实际情况是，面对超过半数甚至已达到百分之百的建档率，随机问起各地市民“居民健康档案是什么”，却鲜有人知。

那么，各地如此之高的建档率，从何而来？

黑龙江哈尔滨阿什河街道陈医生说：“要是按照它们那个率完成的话，就必须得造假。上村委会或者派出所找居民的户口底页，没在家的照着里面写。这也没办法啊。”

同样在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一位董医生透露，有时，他们只能凭印象给外出务工的居民“体检”。“我们这有任务量，要完成100%。”

四川自贡沿滩区的李医生还清楚记得，2011年年底，乡镇卫生院为了突击建电子版档案，专门在镇上包了一个网吧。

在广东佛山，当地居民健康档案的建档率并不高。禅城某社区医院一负责人表示，建立纸质档案时，由于任务量太大而人手不足，不少医院用从居委会拿来的居民姓名、身份证、电话号码等基本信息建立档案，这些档案最后都成了无用的“空档”。

“我们医院的建档率有80%至90%，但事实上真正动态有效的健康档案大约只有50%。监管部门要求的动态档案率，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名负责人说。

广州的卢医生，用“条条大路通罗马”来形容完成建档率的过程。“要怎么才能完成任务，条条大路通罗马，就是有各种的人群，有各种完成的方式。”

有时，医生也并非只因任务量大而造假。

在安徽怀远事件中，有村医透露，填一份健康档案表可得3元钱，超额完成的部分有奖励。由此，当地没领到经费的村造假，一些领到经费的村也造假。

人手不足下的“你追我赶”

原本“医生可以随时随地提取有关信息，快速全面地了解情况作出为诊断”的良好愿景落空，原因有很多。多位被采访的基层医务工作者说，造假，不是他们所情愿的。

人手不足，有心无力，迫于无奈。这成为几乎所有居民健康档案造假事件被曝出时，相关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生们共同的抱怨。

“当年天很热，我们想着每天早上出去，实地到家里去做健康档案，实地测量身高、体重、血压啊这些东西。结果没想到，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开会时卫生院院长批评我们，说我们进度太慢，有的地方早已经搞完了，我们这样搞不行。结果我们一了解，别的地方全是造假，坐在家里面搞。既然院长骂了我们，我们也只能够造假了，然后大家就都在自己家里搞。”四川自贡的李姓医生说。

居民的态度有时也让医生很尴尬。李医生表示：“很多时候老百姓根本不知道这个健康档案是什么东西，它宣传力度不够。老百姓在电话里问，你怎么知道我的电话，谁告诉你的？做什么检查，你这检查就是骗人的。”

大部分基层社区医院仅安排2至3名医生兼职管理健康档案，门诊医生由于工作量大，基本不参与健康档案的后续管理。

广州一位基层医务工作者透露，按照国家相关的规定，在她工作的片区应配有250多名社区医生，但实际上这里的医护人员总共只有120人左右。“给病人看病的医生都不够，哪还有人手来做健康档案？”

这位医务工作者还算了一笔账：如果资料齐全，录入一份健康档案需要3分钟的时间，而如果从收集资料到录入，至少要15分钟，“我们医院现在专门安排了两三个人来做这件事。但是下面的社区医院就很难要求他们了，只能说做多少是多少”。

广东佛山的南海叠滘社区卫生服务站主要服务叠北、叠南的5.6万居民。卫生站一位姓邓的护士长表示，他们这里一共有工作人员18人，因人员不够，建档成了很大的负担。

折射利益难题

相关报道显示：除了人手紧缺，缺乏资金支持也是基层医务人员“被迫造假”的原因之一。

广东某社区医院的叶主任透露，政府补贴的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是35元，这35元当中包含了健康档案、预防接种、社区义诊、慢病体检等多项公共卫生服务，其中约5元投入健康档案。

在黑龙江，尽管2012年省人均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标准为25元，但在绥化北林区一家乡镇医院对村一级医疗机构的补偿明细表上，2012年健康档案每人只补贴0.24元。

广州市天河区棠下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名医生也算过账：“按这里常住人口算是40元，包括体检、宣传教育、打预防针、预防免疫、肿瘤、结核等等所有。我们如果给每位老人家都体检，体检费的成本就200元了，哪儿够啊，每个人都体检那要亏死了。”

2011年1月，《京华时报》刊发评论《假健康档案只写着一个“利”字》，其中也算了这样一笔账：

“自上往下时，每人15元，到了县卫生局，被以‘宣传培训费’名义截留0.3元；部分乡镇卫生院在到手的4万元中又截留1万元‘督导费’；分到村里，较大一部分变成卫生室村医的劳务费。而从下往上时，村卫生室演出‘没有体检，却有了数据齐全的体检表；没有糖尿病，却成了糖尿病管理的对象’的荒谬情节，而截留部分费用的乡镇卫生院、县卫生局也睁只眼闭只眼，任由造假的工作、数据层层上报。”

广东药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周昭远表示，居民健康档案的建立对于长期的医疗建设、特别是对慢性病患者的医治，是非常有好处的，但是，建立真实且不断更新的档案，是这一切实现的前提。

广东省卫计委巡视员廖新波表示，要想回到正轨，最关键的是应该放弃追求效率优先。

“大家对建健康档案的认识不足，这样的一种形式主义我觉得就是造成后来的一种结果。我们不要急，我们有多少，做多少，这样的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才可以使我们的档案真正有用。”廖新波说。（记者 高欣 法治周末实习生 马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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